“中医”二字，粗看是祖国传统医学的代名词；细看却蕴含中医最根本的法则。所谓“中”，是指七情不卑不亢谓之“中”；五行和合、阴平阳秘谓之“中”。实际“中”之一字表明了整个中医学的度。《内经》云：“治病必求于本”。此“本”是本于阴阳。若要愈病，要无病，要尽天年，要长生久视，则需阴阳和合，五气调和，阴阳不偏不亢，五行生克流通，都是以“中”字来衡量。故整个中医学不论在养生，还是治疗，一切的理、法、方、药、术皆无出“中”字一字，也就是形成祖国特色的生命医学所在。

《内经》给我们提出中医的基本理论，如阴阳、五行、五脏、气血津液、经络等等，来祛病、康复、养生、甚至延续生命，其中最主要是使心身如何处于和合状态。任何一项出现不平衡，如阴阳偏胜偏衰，五气盛衰、逆乱，经络受阻等等，都会使机体出现病态，再重者则阴阳离决，五气分离，精、气、神无法化生，危及生命；从七情方面说，七情能治病，也能致病，倘若情志不遂，就能致病，犹如怒则气上，时间长就能肝风内动，而中风。当然，五气不调能引发情志不遂，如心气不足则悲，胆气不足则惊等等；七情能治病是为了调和，如悲能制怒，怒能化思之气结。但归根结底七情皆由心所动，五气感而成，故“主不明则十二官危”。“心乃君主之官”，调心还须调神，“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”，心神平和则气机调畅，先天真气化生，方能养生。“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”，精微代谢正常，气机顺畅，神清气爽，自然就“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”。从外邪而言，六淫乃六气所变，这说明外界的失衡所致，而从六淫致病看，乃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之故。不论外邪太盛或正气过虚，两气相搏而得病，皆由内外失衡所致。故此，不论内因，外因或不内外因，或是病机、证侯都能看到，皆是失“度”而得，故“中”之贯穿整个医理。

法从理立，不论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补、消八小法，或扶正袪邪、调和阴阳、补偏救弊等等所谓的大法，亦离不开“中”字，若无“中”字则无法可立。从汗法而言，为何用汗法，因邪在表，走表而解，若下之则引邪入里。就汗而言，亦为是正汗或邪汗，若大汗淋漓，则伤正而邪不解，因正汗乃阳加于阴而成，不论阳或阴，盛或衰，皆是正所伤，若微似汗出，邪从汗而解，即为邪汗，是由于药力助正气驱邪外出之征兆。因此，就汗出就需恰到好处，不能失中，从大的法则看，是扶正还是袪邪，若说急则治其标，缓则治其本，那不论是袪邪或扶正，或标本兼治，或偏于正或偏于邪，都需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迁移，在非常微妙的辨证的基础上而立出法则，不失时宜，谓之“中”。

方从法出，方由药成，方由君、臣、佐、使、引配伍而成，因“七情”而得，它是在辨证后，需论治的关键，从选方看，犹如我们上而讲的汗法，我是选麻黄汤还是桂枝汤，或麻黄桂枝各半汤，还是特定加减而成呢？那我们要看是表实还是表虚，或有无兼杂证等等，我们需要方与证合，不能表虚用麻黄，表实用桂枝，若差之毫厘，则谬之千里，否则杀人不用刀，故不能失“中”。而组药成方，那用药不能失宜，如火热实证，就不能桂枝，否则立毙。有这么一句话“大黄救人无功，人参杀人无过”，这说明，用药不能偏废、不能滥用，药有性味归经，尤人的脾气，有个性，就是用它的偏性，来以偏救偏，以毒功毒，用药如用兵，用何药？多大量？都要适“中”，如柴胡少量能引经，中量能升阳，大量能解表，可见用药之微妙，又何况，因、机、证、治皆万变不离其中。

再者，由“中”说到“医”，医学乃临床医学，若纯理论而不能用，何谈医，我们说学以致用，若学而不能用，那么，救死扶伤，补偏救弊，袪除病痛，强身健体，神清豁达，从何而谈。医者，善也，意也，它只有体现在健康和生命中，才有意义，除此则纸上谈兵，更不用说为生命立命，故古人把医术称仁术，它是为救助生命，若这世上没有医，人类将是什么状态？又话回“中医”，中医可以说是医学的终极者，就这“中”之，它与道最近，无极生太极，道生一，它就是太极和一，从术类讲，它应最高，孙思邈的《大医精诚》说：“上工可治国”，此话不差，真理于四海皆准，一理通则而百理同，因为中医医理是“法于阴阳，合于数术”，取象比类而成的，倘若能穷理尽性，以致于命，以技演道，以道行医，则与道同，可真谓医道还元。那做为一个中医者，应该理行并重，德行兼备，若真如此，则医心与医技合，是为真医。可惜，今人只求医技，不重视医德，失其心，则不能称仁术，最后医技也上不去，更谈不上继往圣人绝学，又怎能为天地立新，为万世太平呢？因此，学医者，应遵古训，大医者应又精又诚。故此，在整个行医过程中应不偏不倚，行其中道，不落两边，方谓中医。

治疗方法：根据患者提供的详细病情、病因、症状、发病时间及以往病史和检查结果,采用中医辩证，西医辨病，结合祖传经验方剂，辩证施治，灵活运用，随症加减。临床取得了理想的疗效..使求医的患者少走弯路，早日康复。